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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务之急是处理不断爆发的金融风险和债务!

杰讯财经网 2019-11-06 09:31:49

长期以来,无论是看涨者还是看跌者,都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感到担忧。另一家银行——这一次是中国的一家小型村镇银行——再次引发了这种担忧,因为当局不得不通过确保存款的安全来阻止类似银行挤兑的情况。

长期以来,无论是看涨者还是看跌者,都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感到担忧。另一家银行——这一次是中国的一家小型村镇银行——再次引发了这种担忧,因为当局不得不通过确保存款的安全来阻止类似银行挤兑的情况。

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小型银行和村镇银行债务的审查力度,有关部门在5月份接管了宝商银行(Baoshang Bank)。2019年7月,中国三家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入股了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锦州银行(Bank of Jinzhou co.)。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TS Lombard分析师指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不断爆发的金融风险,而不是中美贸易争端问题或香港的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要求地方政府推进银行体系的去杠杆化进程,并进一步介入地方银行违约问题,让地方政府在漫长的强制并购和资本重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巴伦》在11月4日的封面故事中指出,《巴伦》中国圆桌会议讨论了有关中国银行纾困和中国债务问题。参与讨论的小组成员包括:中国研究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的创始合伙人亚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他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北京;旗下管理资产达到7.96亿美元的马修斯中国基金(Matthews China fund,MCHFX)的联席经理温妮 · 黄(Winnie Chwang);管理着27亿美元资产的Artisan Developing World fund (ARTYX)经理刘易斯·考夫曼(Lewis Kaufman),该基金是2019年迄今为止排名第一的新兴市场基金;以及管理资产达20亿美元的VanEck Emerging Markets(GBFAX)基金的经理大卫·塞姆波(David Semple),该基金2019年的表现超过了98%的同行。

《巴伦》: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银行纾困事件。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纾困?

温妮 · 黄:中国的银行很容易被归为一类。但中国的银行有大银行,也有地区性的小银行。你提到的是非常小的地区性银行,与中国四大银行相比,它们管理并不完善。过去几年,随着中国四大银行重新聚焦于抵押贷款等更高质量的贷款,可以看到它们的资产质量有所改善。而且,这四大银行都非常保守,甚至在坏账方面都超额拨备。实际上,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要限制这些银行的准备金拨备。

《巴伦》: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解决私营部门融资难的问题,尤其是在政府2019年努力清理影子银行之后。中国私营部门的融资情况怎么样?

亚瑟·克罗伯:对企业首席财务官(CFO)的最新调查显示,私营企业的财务状况相当糟糕。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一直都有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私营企业得到的太少,而在于国有企业得到的太多。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这让它们丧失了扩张的机会,也不能完全发挥它们的能力。

温妮 · 黄:从我们与银行的谈话来看,实际上银行被要求分配一部分贷款给私营部门。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银行在风险定价方面并不擅长。向大型国有企业发放一笔1亿元人民币贷款比向中小企业发放100笔或者1000笔小额贷款(总额也是1亿元)要容易得多。中国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在如何将流动性注入私营部门方面,中国将循序渐进地推动,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大卫·塞姆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成为如此优秀的资本配置者。如果你得不到资金,你就得变成非常优秀。讨论杠杆情况,很重要的是去了解这个家企业的真实处境。你必须看资产负债表。了解其背后是否有资产作为支持?很明显,他们有。然后你必须看看它当前的运营如何。我敢肯定,如果你拿出我们的投资组合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去看,它的杠杆率都比你在那些宏观数据中看到的要低得多。我也肯定,如果你把我们持有的中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加起来,那就是大量的净现金。

刘易斯·考夫曼:中国私营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国内,而不是整体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净投资盈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看起来与其他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的债务大部分都是在其国内融资的。

亚瑟·克罗伯:我同意这样的概括,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关注,而且它的严重性在很多方面被夸大了。但是我认为有一些问题是实质性的。中国的债务总额大概占GDP的260%左右。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高,但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个数字是特别高的。尽管去杠杆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降低这一比率,但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目标显然是不让这一比率上升——或者上升幅度不要太大。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也是过去一年半以来,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政府不想采取更多靠举债的刺激措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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